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这是一篇写成于一百年前的文章。一个世纪的风云，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今天，每位读到它的人，仍会为作者激昂的笔调下深沉的爱国热情所震撼。它的作者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 - 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作为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其在戊戌变法等影响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已为国人熟知。作为一名手不释卷、搏古通今的学者。他从1892年19岁留下最早的文字《读书分目课程》至1928年病魔迫使他停止《中国文化史》的写作为止，36度春秋，总著述达1400万字左右，影响之深远，近代著作家鲜有人能望其项背。任公还曾一度倾心于金石碑帖的收藏，他的收藏活动恐怕鲜为人知。

　　梁启超对碑帖收藏的兴趣缘于有清以来金石学勃兴的历史氛围和乾嘉以降书坛上碑学阵营的如虹气势。他的恩师康有为作为晚清重量级的碑学大师对他的碑帖收藏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留下的约近1300种碑帖拓本中汉魏拓本约占40％以上的比例和他自身书法的浓郁的方严峻拔的北魏书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响。

　　1925年，梁启超跋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李壁墓志》云 ：“碑以宣统元年（1900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可以有把握地说，梁启超对碑帖收藏兴趣的发生不会晚于1909年，是年代三十有七。

　　从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名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梁任公金石拓本专藏看，其收藏历代金石拓本千余件，其中商5、周14、秦4、西汉13、东汉125、三国13、西晋5、东晋9、十六国3、南朝17、北朝434、隋93、唐393、五代5、十国2、北宋26、南宋18、辽1、金5、西夏1、元3、明5、清73、民国4、无纪年6。他的收藏中属上乘者应为几部明拓和清乾隆时拓本，如清末杰出学者王懿荣旧藏明拓《唐李〓碑》、《唐颜氏家庙碑》；清初著名金石学家黄易（小松）旧藏乾隆拓《汉张迁碑》、《孙夫人碑》、清晚期金石收藏家何昆玉旧藏乾隆拓《北魏刁遵墓志》等。而更多的是清嘉庆、道光间拓本及清中期至民国期间新出碑志的初拓本，如《北魏元景造像残石》、《北魏寇臻墓志》、《北魏孙辽浮屠铭》等。

　　作为晚清民初政坛学界的巨子，梁启超的很多拓本藏品来源于赠送。其中有直接受赠者，如《北魏景明三年韩贞造像残刻》。梁氏跋记：“在奉天义县城西北十里大凌河滨之石窟。周养庵与元景造像同时访得，以初拓本见赠，时辛酉十月。越四年乙丑正月，启超跋而藏之。”有异地寄赠者，如《唐刘仁慕志》，梁氏跋曰：“此志以甲子年出土于山西之太谷，石今在太原图书博物馆中，曾望生遁以此初拓本见寄。唐书而有魏风，楷书而饶草意，可爱也。乙丑端午，启超题藏。”有游历受赠者，如《南朝梁瘗鹤铭》即为梁氏1915年（乙卯）游焦山所获寺僧鹤洲拓“出水后第一精本”。

　　除受赠之外，梁氏也从藏家帖贾处购藏了一些曾经名家递藏或自己较为钟爱的拓本。从梁氏的诸多碑帖题跋看，他从铜梁王〓（孝禹）手上购买了不少拓本，如《北魏李超墓志》《隋尉富娘墓志》、《唐刘懿墓志》等。

　　梁启超作为我国经天纬地的大才，碑帖收藏在他政务与学术之余，对他转移烦闷的心绪，享受珍贵的闲暇、滋养无极的学术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梁氏在他收藏的约120余种拓本上留下的题记，约占其收藏总数的10％。这些题记约写成于1917年至1928年间，其中集中题写于1925年，占全部题记的64％。这大概是因为1924年夫人李氏病逝和爱子思成、思永的赴美留学（梁思成，中国古建筑权威。梁思永，中国现代孝古学的奠基人）。他在是年12月3日《晨报》著文，叙述夫人卧病半年，中秋奄然化去。“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梁氏于是集联于宋人词句中，以平抚丧妻的哀痛与孤寂带来的无聊。虽然文章中未提玩碑题跋之事，但是，其读碑与集集联应同是为了促动自己度出情感的低谷。另外从题跋季节上看，梁氏题跋四分之三都写于隆冬12月至次年正月。这在北方正是天寒地冻，而时至岁尾，又较为闲暇的时侯。头时抽空读碑题记，梁公生活情趣之高之雅可见一斑。

　　梁氏的题跋约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叙述碑刻的出土发现情况及藏所去向；二、记录拓本的递藏经历；三、校记碑刻；四、考释碑刻文字；五、题署碑名时代；六、订误志疑；七、叙事记闻；八、品评书法。从这些字字珠玑的题跋中，我们既可以领略到梁氏深厚的国学底蕴，也可以欣赏到他无心做书家而又方严峻厚、风骨独具的书法。

　　纵观梁启超的收藏历程与藏品，对当今藏品不无启发。从收藏功能上讲，它再次证明收藏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既能“怡情”也能“益智”，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产生较大变故的时期，意义尤其显著，是人生的美好寄托之一。从碑帖收藏的方法上讲，梁启超的碑帖收藏更有其直接的示范意义。首先，系统全面、重点突出。梁氏收藏的金石拓本从商至民国无不有之，金文、小篆、汉隶、魏碑、唐楷种类齐全，钟鼎、碑石、造像无所不包。有的朝代的拓本只三五件，甚至一件，当系着意汇集以勿使一朝阙漏所致。系统全面的收藏有利于从藏品中洞见某一方面源流框架。梁氏读碑的目的之一在于探求书体嬗变之轨迹。但书法以碑刻（延及拓本）为主要流传载体当在秦汉至隋唐之间。唐代以后，书于纸素的墨迹原本越来越多，拓本的意义已不能和隋唐以前相提并论。故梁氏将其拓本收藏的重点放在秦汉隋唐之时，以后各代的拓本只择少量而藏之，以求体系完整。而这一时期碑刻的拓本又以汉魏为重，其中北朝碑刻更占三分之一，折射出碑学大兴的时代脉络。其次，追求早拓与初拓。梁氏有几部明拓和清乾隆拓，皆郑重为之题记。在《新莽莱子侯刻石》拓本上跋曰：“新莽石刻存者惟此，此拓尚旧。丁巳三月，饮冰检题。”其收藏旨趣可见一二。其对新出碑刻的初拓也十分重视，如《西汉麃孝禹刻石》、《东汉三老讳字忌日记》拓本皆认真标明“初出土拓”。另外，他对曾经名家收藏的拓本珍爱有加。他的藏品中许多为前贤名家旧藏，如陈介祺（簠斋）精拓《东汉君车画像石》，吴荣光旧藏之《东汉武斑祠画像铭》，翁方纲、朱竹〓旧藏之《东汉曹全碑》，王懿荣手拓并记之《魏俞玄墓志》，《东汉三老讳忌日记》的原石藏主余姚周清泉手拓本等。梁启超在《北魏朱岱林墓志》跋识云：“此拓为王廉生旧藏，移赠王孝禹，且有刘燕庭印，其与通人作缘也久矣。”可见名家旧藏对他的吸引。

　　梁氏碑帖收藏的方法意义当不限于碑帖一端，而于各类收藏皆有参考作用。作为仅以金石拓本收藏为余事的社会名流，又能从百忙中参阅《金石录》、《簠斋金石记》等15种金石学著作，写出大量极富个人见解的藏拓题跋，则更是值得那些满足于“藏品保管员”层次的藏界朋友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