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人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相当微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自身“进退出处”的困惑与忧患，使文化人的超脱：“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进而专注于对金石古玩的收藏。

　　文化人对金石、碑帖的痴迷与癖好，在他们自取斋室名号时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往往“夫子自道”地展露了各自的意旨与情趣。

　　清代的翁方纲喜获苏东坡的《天际鸟云帖》，欣然自题斋名为“苏斋”；后来，他又搜求到晋人所书的《大观帖》，又自题堂名为“晋观堂”。

　　近代叶昌炽收藏了碑帖数千卷，经幢500件，遂自题其居室为“五百经幢馆”。

　　书法大师----“草圣”于右任所藏270余件墓志铭，有七对夫妇合葬的墓志，因而自题斋名为“鸳鸯七志斋”。

　　现代书画和收藏名家吴湖帆曾购得隋代的《董美人墓志》拓本，珍爱之极，特辟“宝董室”予以收藏。吴湖帆还藏有唐代书法家欧阳洵所收四种名碑的珍贵拓本，遂名自家的厅堂为“四欧堂”；并将他们两儿两女依次取名为“孟欧”、“述欧”、“思欧”、“惠欧”，以与“四欧”吻合，堪称金石收藏的痴迷之冠。

　　文化人的收藏不以多取胜，不以富相夸。而着重在其寄予收藏的情感之丰富与深刻。北宋文豪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鹤一双，因此自号为“六一居士”。哪怕只有一琴、一棋，也是值得珍惜和念念不忘的收藏。

　　摘自《景德镇日报》 李重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