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之一。古籍浩瀚，历史悠久，距今已有430多年的历史，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巍然屹立在宁波城月湖之滨，成为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它是宁波人最引以自豪的一个文明星座。文人墨客到了宁波，没有不到天一阁一饱眼福的。这古朴的建筑，幽雅的园林，恬静的环境，确实令人神往。然而过去的天一阁只是一个普通的私家藏书楼，历经几代沧桑；如今的天一阁则是宁波的一颗“明珠”，它集藏书、文物、旅游于一体。1982年2月23日，天一阁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雄踞大门两侧是一对清代石狮。这些木结构的大门，是清道光年间造的。“南国书城”这四个字由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所书，而“古阁藏英”则是由大书法家沙孟海亲题。现在所看到的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读作“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对联说明了天一阁藏书楼历史悠久和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登上天一阁藏书楼以后的感叹心情。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进入天一阁，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照壁上气势宏大的“溪山逸马图”，当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曾在这里拍照留念。这幅八骏图是“堆塑”，它的作者是已故民间老艺人胡善成。天一阁的堆塑，绝大部分是他的作品。参观完这块照壁后，从右边的直门“春随人意”中进去（左面是1980年新建的书库和阅览室）。可以看见天一阁的又一块照壁，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吗？它统称为“麒麟”。但细分下来，这是一个龙角、牛嘴的“豺”，是正义的象征。
天一阁藏书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幢藏书楼就是几经修缮后保存下来的天一阁遗址，它是晚清时期的建筑遗物。天一阁的主人名叫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明嘉靖十一年（范钦27岁时）进士，做过湖广隋州知府、江西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正使以及陕西、河南等省的地方官。后来又巡抚南赣汀漳诸郡，宦迹遍布半个中国，直至官升兵部侍郎。范钦生性耿直，不畏权贵，曾顶撞过权倾朝野的武定侯郭勋，因此蒙受冤狱。后在袁州知府任内，因秉公执法又得罪了权臣严世藩，为了避祸，辞官还乡。回到宁波后，就建造了藏书楼。范钦爱书成癖，在做地方官时，每到一处总是留心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对无法买到的书就雇人抄录。经史百家之书，他兼收兼蓄，不厚古薄今，比较重视当代著作和文献的收藏。在他的藏书中，明代地方志、政书实录、明人诗文集及历代科试士录，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还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碑贴，其中著名的是北宋拓本。
范钦的藏书楼原名叫“东明草堂”，楼前开凿一池与月湖沟通，蓄水备用。当时宁波有许多藏书楼，但先后遭受兵火破坏，范钦想，兵灾无法避免，火灾可以防止。为了防止火灾，范钦费尽苦心，查阅了许多书本，最后在《易经》中看到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句话而受到启发，便取其以水制火之意，将藏书楼改名“天一阁”。藏书楼上为一大通间，楼下六间，象征：“天一地六”。范钦不但将藏书楼改了名，还规定抽烟喝酒后切忌登楼，不准擅领亲朋好友开门入阁及留宿阁内，更不准擅自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凡违者处以不能参加祭祀祖宗的大典的惩罚。天一阁的主人连取名时都考虑到了防火的重要，可见其用心良苦。
范钦一直活到80岁。临终时把大儿子大冲和二媳妇（次子大潜已故）叫到榻前，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是白银万两，二是全部藏书。大冲体察老父心情，决定“代不分手，书不出阁”。范钦的后代对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制订了许多严格的禁约。据记载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卿的内侄女钱绣云是一个酷爱读书的聪明才女，为求得登阁读书的机会，托邱太守为媒与范氏后裔范邦柱秀才结为夫妻，婚后的绣云满怀希望，以为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但万万没想到，已成了范家媳妇的她还是不能登楼看书，因为族规不准妇女登阁，竟使之郁郁含恨而终，遗命夫君将她葬于阁边，愿以芳魂与书作伴，了却她另一种“青灯黄卷”的夙愿……这一悲剧足以说明禁约的严格。
原来藏书楼四周都是花园，以防附近一旦发生火灾不会遭受其害。到了清初时，范钦的曾孙范文光请来名匠垒起玲珑假山“九狮一象”、“福禄寿”等。由名匠大师堆砌造就的玲珑剔透、形象逼真的假山中有许多动物，大家不妨数一数共有几只？
主人为了保护藏书楼而制定了极为森严的规定，同时作为一份私人财富，藏书楼也是外人不可染指的。然而世代规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个破例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外姓族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清代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黄宗羲由于他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在范氏族中曾做过嘉兴府学训导的范友仲帮助下，很快取得了范氏各房的同意，登上了天一阁。原来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还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
碑碣拓本
在明代，天一阁藏书，除范氏子孙外无人过问。清康熙初，黄宗羲破例登阁，并撰藏书记，始为学术界所注意，于是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继踵而至，争相抄读。然而他们都没有涉及到金石拓本。直至乾隆三年，史学家全祖望再次登阁时，始“请而出之”。
据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当时天一阁所藏碑拓本单独放在一只书架里，“皆散乱，未及装轴，如棼丝之难理”。拓本上有范钦“手自题签，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全祖望以为这许多拓片“足以补史氏之阙”，有证史、补史的作用，“今不烦搜索，坐拥古欢，而听其日湮腐于封闭之中，良可惜也”。于是力挟笔砚，检阅款识，编录碑目。可惜这部碑目早已失传。后五十年钱大昕说：“天一阁石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碑目传诸世，岂非阙事。”
乾隆四十八年，史学家钱大昕访阁，“启香厨主而出之，浩如烟海，未遑竟读”。乾隆五十二年，再次登阁，即与金石家张燕昌和范钦八世孙懋敏共同编定了《天一阁碑目》一卷。后来附刻在文选楼本《天一阁书目》之后。钱氏在序文中说:“拂尘祛蠢，手披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讫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以时代前后为次，并记撰书人姓名，俾后来有考。明碑亦有字画可喜者，以近不著录，仿欧赵之例也。”可惜编者拘于故习，将明碑弃而不录，这样，后人虽见其目，却无从了解天一阁入藏的全貌。
碑目著录周秦碑三种，汉碑四十九种，魏晋南北朝碑二十二种，隋碑五种，唐碑一百四十四种，五代碑五种，宋碑二百零二种，金碑四十一种，元碑二百五十七种，年代不详者二种。目成后，范懋敏又续录九十四种，附在卷末。这样，碑目实际著录数为八百余种。
天一阁原藏碑碣拓本均为明代或明以前所捶拓，弥足珍贵。嘉庆七年，金石学家孙星衍编纂《寰宇访碑录》，从中获益良多。冯登府以为“孙渊如《访碑录》，取鄞县范氏拓本，自汉至宋元几二百种，皆天下无双本也”。经复核，《寰宇访碑录》中注明采自“鄞县范氏藏本”或“鄞县范氏拓本”的有二百零四种，在当时已属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拓本《石鼓文》和《秦封泰山碑》、汉《西岳华山庙碑》。
石鼓发现于隋朝，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组刻石，出土于天兴县三时原(今陕西省宝鸡市)的草莽之中。原石共十枚，各高约三尺，直径约二尺许，作鼓形，四周刻字，全文七百余字，传至唐代，字多漫漶，宋拓本尚存四百多字。今原石保存在北京，只有二百数十字。《石鼓文》字画比小篆更繁，世称大篆，据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是秦始皇整理文字以前之物，内容记载某王狩猎于岐山山麓之事，因而，自唐宋以来为考古家所珍重。据记载，宋苏轼收藏过七百零二字的拓本，后失传。“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又有向传师跋”。全祖望《宋拓石鼓文跋》云：“天一阁有石鼓文，乃北宋本，吴兴沈仲说家物。……其后归于松雪王孙，明中叶归于吾乡丰吏部，已而归范氏。古香苍然，盖六百余年矣，是未入燕京之拓本也。范氏藏之亦二百余年矣，予尝过天一阁，幸获展观，摩挲不忍释手。”清乾嘉以来，金石家视为瑰奇之物，以为“天下乐石以周石鼓文为最古，石鼓脱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北宋本为最古”。乾隆五十四年，张燕昌摹刻于海盐，有阮元、张廷济题诗，张诗云:“韩苏歌本无人持，范司马本今瑰奇，天一高阁岿然在，谁与模取加镌治。”后来，阮元重抚上石，嵌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两壁。
《秦封泰山碑》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丰碑巨碣，立于公元前二百十九年，记载着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原石在山东泰山之顶，高约四尺，形状似方非方，宽窄不等，四面环刻，共二百二十二字。至宋代，石已严重残损，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桓东巡封泰山时，衮州太守仅献了四十余字的拓本。明初存二十九字，清代遭火灾，后移置于山下岱庙，现仅存九个半字。碑文为秦丞相李斯所书。秦统一文字，李斯作小篆，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此碑文字为李斯书法艺术的代表，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天一阁藏本相传为宋拓本，但所存仅二十九字，或为明初所拓。乾隆五十二年编《天一阁碑目》时，张燕昌钩摹上石。冯登府说：“泰山秦刻世无石本，宋庆历间江陵几宋莒公曾翻刻，亦少流传。……今阅《天一阁碑目》有此种，暇日至阁，遍查不得。”可知原本此时己散出。摹本于一九三四年嵌入阁前围墙之上，因石质较粗，今已剥蚀。
《西岳华山庙碑》亦是天一阁所藏碑拓本中的瓌宝。原石在陕西华阴县华山，立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郭香察隶书，苏长工刻石，全文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额篆书，二行六字。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石全毁，传世拓本极稀，仅有四本，其中长垣本、华阴本、玲珑山馆本均经裱装，唯天一阁本为全拓整幅，未经裁割。“碑额两旁有李赞皇题名一通，碑文空处亦有宋人题名，金石家皆未之见也。”其优点非他本所及。旧藏四明丰道生家，后归范氏，故又称四明本。冯登府《石经阁经石跋文》称:“西岳华山碑为钱东壁携去，后归竹汀詹事，詹事赠仪征阮公，有唐太和、宋元丰王子文、李卫公题跋，为各本所无，阮公曾翻刻于扬州。”今“传四明本最后归潘复氏，全家携去台湾”。
天一阁所藏碑拓善本，除上述三种外，如汉《冀州刺史王纯碑》、《酸枣令刘熊碑》、《圈令赵君碑》、梁《旧馆坛碑》等，均见于金石家的题记。唐以后具有历史艺术价值者更不胜枚举，均为世所共珍。翁方纲曾说:“若能双钩《旧馆坛碑》，虽一半不金，皆妙，伫想之至。”
明代好金石者世称都穆、杨慎、郭宗昌、赵子函四家，而钱大昕、钱维乔、沈子惇均认为“较其目录，皆不及范氏之富”。可惜三百年后散佚殆尽。全祖望《跋薛尚功手书钟鼎款识》文中说:“范氏书帖大半万卷楼故物，而是本独不知得之何人，观坊所题可见也。石刻所传仅有其半，而手书精赅，更为可珍。范氏尚有副本，见予之嗜之也，以其副为赠焉。”可知天一阁所藏，在清代中叶已有流出。当时归全祖望的还有《唐开元泰山摩崖》和《元揭文安公天一池记》等，跋见《鲒椅亭集》。至咸丰年间，天一阁遭受到了空前浩劫。赵之谦《刘熊碑跋》云:“咸丰辛酉，阁中碑版尽为台州游民取投山涧，烂以造纸，鄞人亦有闻而急求者，至则涧水已墨矣。”这次兵燹之后，光绪间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时，仅存二十余通。现除《刘熊碑》今藏故官博物院，其他均下落不明。
明清帖石
天一阁主人范钦遗留下来的明代丛帖刻石有《天一阁帖》八种，《万卷楼帖》三种，《义瑞堂帖》十一种。共存二十六方，除几方残损外，剥蚀不多，字体清晰，保存了明代书法家文徵明、丰坊、薛晨、薛选等人的法书，及范钦自己的题跋二通，是我们研究明代书法艺术的宝贵材料。
现存的丛帖里，丰坊书写的有十二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有古篆文《祝殇子磐（金底）生净土序论》、草书《底柱行》、《千字文》、《改生字之义辨》、正书《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悲呪》、《大慧礼拜观音文》、行书《临兰亭集序》、《与霞川文学契家启》、《与霞川先生启》、《送子旂游吴》、《子旂西游濒行漫书以赠诗启》、《与子旂即元契家启》，此外，还有《大士像》图一幅，与《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合刻。明范大澈《碑帖纪证》云:“国朝能书者虽众，惟宋仲珩(璲)、端木孝思〈智)、祝希哲(允明)、丰存叔(坊〉四人得三昧之妙，入右军之室。仲珩早年被戮，孝思亦早亡，流传颇稀，存叔生吾宁僻处，刻石亦鲜。……”作为一个四百年前的书法家的作品，像这样篆、草、正、行，各体具备的刻石，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实在难得。
丰坊字存礼，一字存叔、人叔，号人翁，后改名道生，称南禺外史，鄞县人，正德十四年乡试第一名，嘉靖二节年三十岁时考中进士，授礼部主事，后改南考功主事。次年，因大礼议之争，触犯了嘉靖皇帝。丰坊被谪为通州同知，不久去职回家。他博学工文，尤精书法，家有万卷楼，藏书数万卷，更负郭田千余亩，尽鬻以购法书名帖，常常夜以继日，心摹手追，因此书学极博，五体并能，所临古碑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他在《千字文跋》中说:“春雨初晴，僻居无事，乘兴效右军书法，虽未足造古人万一，然其点横布置之间，不敢有毫发差谬。”可见他对习书抱一丝不苟的态度。长洲文徵明曾对人说:“丰先生无一点一画不自古人中来。”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以为:“丰考功、文待诏皆墨池董狐也。”
丰坊由于怀才而得不到重用，便埋头于书淫墨癖之中，从而恃才傲物，目空古今，滑稽玩世，倘徉自恣，甚至“一习古篆隶之文，而即欣然技痒，伪作邯郸淳辈文字以欺世”。世人重视他的书法艺术。黄宗羲有《丰南禺别传》，记其轶事甚详，说:“坊有书名，甬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夸示。”周世绪《枌社剩触（竹头）》亦记其趣事，谓:“一令遣吏索药方，考功曰:‘大枫子去了仁，无花果多半边，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颗。’令览之笑曰:‘丰公嘲尔，此四语“一夥滑吏”耳!’”由于他滑稽玩世，得罪了一些人，因此，妒喙交张，竞掩其长，往往诬以漫语。
范钦与丰坊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这一点可以从丰坊手书《底柱行》一诗中得到证实。嘉靖二十三年，范钦升任江西按察使，丰坊撰此诗赠之，写得很有气势，未曰:“行行江西旬月耳，天下望公如底柱。……狂夫乐此期没齿，为君湖旁先洗耳。”长篇草书，善用枯笔，大有腕力，一气呵成，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是丰坊书法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万历八年，范钦摹刻上石，题跋说:“先生精研书学，神诣力追，为吴人所掩，迨殁而名乃大起，断缣敝楮，被以重购。”丰坊晚年得心疾，万卷楼又遭火灾，穷困潦倒，寄居萧寺，死在僧舍。万卷楼残存图书和帖石均归天一阁。
万卷楼现存石刻中，除丰坊临智永草书《千字文》外，有两种是《兰亭》，即嘉靖五年丰坊临本和摹刻神龙本。《神龙兰亭》因有“神龙”半印而得名，此本首题“唐模兰亭”四字，并有“洗玉池”、“米芾”诸印，在十三行与十四行之间有“贞观”、“褚氏”、“绍兴”三印，文末又有“褚氏”印，次行即“丰氏存礼”、“南禺外史”、“审定真迹”等印，全石共有三十五印。专家们对于它的祖本问题历来都有争论。翁方纲认为:“四明天一阁兰亭，海内褚临本之冠”，嘉庆十八年特书诗“寄题阁壁，以纪墨缘”。诗云:“唐临绢本极纷拿，始信朱铅态莫加。漫执神龙凭诸印，不虚乌镇说文嘉。书楼带草盟兰渚，玉版晴虹起墨花。今日四明传拓出，压低三米鉴藏家。”但冯登府认为:“天一阁唐摹《兰亭》本乃丰道生伪刻，后有印记可验。《神龙兰亭》有南渡诸公题字墨迹，藏天籁阁，后付之石，为竹垞检讨所得，今不知流落谁氏矣。阁本即从此本繙出，而仅留‘熙宁许将’一行。翁覃溪认为真神龙本，误矣。”而周世绪《枌社剩触（竹头）》却说:“天一阁所藏丰考功上石兰亭记，相传褚河南摹本，余审之当是米南官临者，今海内推为第一妙刻。”自一九三六年故官博物院发现了清高宗内府所藏兰亭八柱帖的原迹以来，又有人认为其中集三种冯承素摹《兰亭》便是丰刻天一阁本的祖本。原迹后面有嘉靖五年李廷相题跋，跋云:“《兰亭》石刻往往人间见之，余家亦藏有善本，至于唐摹真迹，则仅见此耳。存礼考功偶出示，为题其后而归之。嘉靖丙戌春三月望日濮阳李廷相观于金陵寓舍。”可证此件当时藏在丰坊处，只是翻刻时印章有裁割。文嘉为项子京作跋，说:“嘉靖初，丰考功存礼曾手摹，使章正甫刊石于乌镇王氏。”今唐兰先生认为《神龙兰亭》是南宋末年时伪造的，在元代就有翻刻本，丰坊刻石本是从旧刻《神龙兰亭》的拓本上钩摹下来的，而所谓冯承素摹本则是丰氏刻石以后重新伪造的。总之，丰刻《神龙兰亭》的祖本问题尚待深入研究，而搞清冯承素摹本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关键。
《义瑞堂帖》由明代书法家薛晨摹刻。薛晨字子熙，一字子旂，号霞川，鄞县人，诸生，少学智永《千字文》，后从长洲文徵明游，得其书法。自谓:“欲追古人，妙在精悟，自知笔诀使轨度弗滞，点画藏锋，结构古雅。……”文徵明称其“作楷专黄庭，行草出入二王，用正锋，圆转遒劲。此刻字字合作，观者爽心忘倦，亦可谓浙中一名家矣”。其子薛选，字直甫“下笔能脱去时俗”。《义瑞堂法帖》中，除丰坊和薛氏父子法书外，尚有文徵明正书《薛文时甫墓志铭》，为世所珍重。又据薛冈《天爵堂文集》，在《义瑞堂法帖》中，原有丰坊《笔诀》一种，为考功得意之作，惜早已散佚。
五十年代后，天一阁续增清代刻石《三忠遗墨》和《老易斋法帖》。
《三忠遗墨》刻于嘉庆十九年，集明朝忠臣陈良谟和明末抗清将领钱肃乐、张苍水的信札和遗嘱。原件四札，藏鄞县范峨亭家，遗命其子付之贞石，并摹刻三人遗像于前。次年，同里周世绪题眉，嵌于鄞县旌忠庙殿后。共四方，一九五六年移藏天一阁。
《老易斋法帖》共十种，慈溪姜宸英书，多其自撰诗文，有《饮汤编修同用退之赠张秘书韵》、《五台山歌送方明府》、《西兴登舟次日渡曹娥江纪行》、《都中酬赠诸诗》、《赵进士诗集序》、《白燕栖诗集序》、《太学生殿侯谢君墓志铭》、《与三弟家书二通》八种，此外为《临二王杂帖》和《书万言撰谢天愚诗稿序》。原石三十方，今存二十九方，缺《五台山歌送方明府》前半部分一方。姜宸英字西溟，是清初的文学大家。康熙二十一年应诏入馆，参与修《明史》，次年又兼修《大清一统志》。二十八年，总裁徐乾学告假，奉命即家纂修。姜宸英与黄虞稷偕行，设局于洞庭东山。三十二年中顺天乡试，三十六年丁丑科会魁，殿试一甲第三名，此时，年已七十岁了。姜宸英在《白燕栖诗集序》文末盖有“白衣太史公”白文长方印，意即曾以诸生入明史馆，充纂修官。他主编《明史》刑法志三卷，列传四卷，土司传二卷，《大清一统志》总论、江防、海防共六卷，著有《湛园未定稿》十卷，《苇间诗集》三卷。他的书法也为世所珍重，曾刻入《湖海阁藏帖》、《国朝名人小楷》、《寄畼园法帖》、《望云楼集帖》、《天香楼续刻》等法帖之中。而《老易斋法帖》是搜罗最多的一部单帖，钱大昕、梁同书、胡绍曾、钱维乔、王曰升等人均有题跋，称其书法得力于晋唐大家，痛扫圆熟一派，秀挺之中弥具古趣，更有一种清俊拔俗之气。
明州碑林
一九三三年九月，天一阁遭台风袭击，东垣倾圮，宁波地方人士发起募捐，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维修工程历时三年告成，其间，移建宁波府学尊经阁于天一阁后园，又搜集碑碣八十余方，罗列尊经阁之北，署称《明州碑林》。
把出土的或被废置的古代碑碣集中起来建成碑林，这是保护文物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宁波古称明州，人文荟萃，碑碣不少。一九二八年拆除城垣，出土宋元碑石多种，有宋《楼公告记》、《耕织图诗》、《能仁院新佛殿记》、元《庆元绍兴等处海运达鲁花赤千户所记》、《唐刺史吴侯庙碑》、《张循王庙碑》、《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等残碑。自宁波府学改建公共体育场，旧存碑碣倾覆土中，雨淋日炙，剥蚀严重。上述碑石后来都移到明州碑林，才得到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新厂房、大楼不断建造，旧的祠堂、庙宇被陆续拆除。“十年动乱”期间，更视碑碣为“四旧”，往往被随意弃置或碎成石料。天一阁工作人员先后访得三十六方，于一九七四年嵌入东园新筑的围墙里。近年来又续有所增，原来陈放在阁北空地上的碑石也搬入东园，于是碑林规模逐步扩大。由于所集碑石是在半个多世纪里陆续迁入的，所以陈放排列无一定次序，看起来不够方便，不过仍不失为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地方史书”，供人观赏和研究。
碑林中有唐经幢一种，宋碑十三种，元碑二十种，明碑四十二种，清碑六十二种。碑文记载了宁波地方历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情况，其中有:
一、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资料
宁波自唐为州，始有夫子庙，此时庙学混一，宋建府学，规模丰敞，文化发达，人才辈出。碑林中保存自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前后十六次重修府学的碑记。还有格言、箴言碑、学田、学山碑、进士题名碑等，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内容，经费来源，和人才培养的情况。如《宁波府儒学进士题名碑》，便记载了明初至嘉靖二十九年间本府考中进士的名单。
二、人物传记资料
《唐刺史吴侯庙碑》、《宋张循王庙碑》、《方国珍德政碑》、《庆元路总管王侯去思碑》，以及明清时期的几方墓志铭，都记述被传人生平事迹，或对历史人物有所评介。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物活动的资料中，去考查有关历史事件。
三、经济史料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治所从小溪移至三位口(今宁波市区)，从此手工业、商业和海外交通贸易随之迅速发展。宋代经济十分繁荣，史称“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现存乾道三年四月居住在日本国太宰府的华侨丁口、张宁舍钱砌路的两块刻石，建州府普城县寄居日本国侨民张公口舍钱砌明州礼拜路的一块刻石，就是宋代明州港与日本国交通往来的实物例证。
元《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庆元绍兴等处海运达鲁花赤千户所记》二碑中所称万户府和千户所，都是负责海道漕运的管理机构，达鲁花赤为蒙古语“头目”的意思。《千户所记》碑文说：“皇元混平区宇，始创海运，取东南并海诸郡积粟以实京畿，置大府三吴外，分六所，设官专职。……前古明越，当海道要冲，舟航繁夥甲他郡，而治所在明。”反映了当时经济活动的一个侧面。
碑林中还有十余方清代官府“勒石永禁”的告示碑，其中七方从反面透露了自咸丰九年至光绪二十三年这半个世纪中，宁波部分手工业工人罢工，引起劳资纠纷的情况。先后参加停工罢作的有做袋工、穿蓑工、打花工、烟工、伞工、染工、做鞋工、磨工等，仅伞工就有三百余人。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自立柱首，要求增加工资，有的提出增加酒钱，以改善生活条件，结果，都被官府禁止。另几方记载胥吏、埠役、地痞敲诈勒索，食盐商贩拢朋昂价的情况。这些告示碑具体反映了清末宁波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同时还记述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社会腐败现象。
四、近代反帝斗争史料
宁波人民有着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荣传统，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中法战争中镇海口战役的胜利，就是光辉的一例。《镇海防夷图记》和《镇海防夷图记书后》两碑，总结了这次战役取得胜利的经验。《镇海防夷图记》碑文引用了亲自参加战役指挥的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的话，认为在进攻和防御的战术方面借鉴了福建马江战役的经验教训，采用尾锚，稳定战船，提高炮弹的命中率。又散树旗帜，使“敌不能窥我之虚实，以专用其锐；而我常能出敌之不意，以间用其奇”。炮台“用纫棕以为毯，和泥与蜃以涂之，鳞比以蓑其台，厚数重，炸弹至，则毯受之，毯濡而韧，弹下如雨而未尝一开”。碑文由孙衣言作于光绪十二年九月，文末记参战将领十三人的名单，次年刻石，离战役结束不久，比较真实可信，是重要的近代史资料。
五、文学艺术资料
碑碣原以记事为主，但有的碑文由名人书写，碑上或加以雕饰，起美化作用，这类碑刻还有其书法艺术价值。如《重建逸老堂记》，就是宋代书法名家张即之书写的。他“喜作擘窠大字，其字愈大愈佳，晚年益超悟，神动天随。金人尤宝其翰墨，片嫌只字皆购藏之”。有人评论他的书法，望之如矮松偃盖，婆裟可爱，其用笔以收为纵，又如长房缩地，咫尺有千里之势。明刻《叙唐秘监贺公碑》，由郡人方仕选集唐北海守李邕正书上石，后人均可作习字的楷模。
此外，北宋熙宁二年《众乐亭诗刻》集刻了嘉祜间明州守钱公辅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十余人的诗篇。南宋嘉定三年《耕织图诗》，为文学家楼钥七十四岁时所书。还有明嘉靖年间宁波知府沈恺草书《千字文》和《水月桥诗》，旧刻浮雕《石马图》等。有的本属法帖，有的属于绘画雕刻，都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因刻石体量较大，为便于保护和观赏，现均嵌入碑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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