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隶书石刻。传为蔡邕书。 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4)刻于洛阳。总四十六石 。原石久佚，传世所谓旧拓者皆宋、明重刻本。1922年郭玉堂于洛阳太学旧止发现，后十余年陆续有所出土。 先后合计得残石一百数十余石， 凡七经， 为《 诗 》、《易》、《礼》、《春秋》、《公羊》、《论语》。与《隋书。经籍志》相合。皆表里刻之。残石曾分别为徐森玉、马叔平、文素松、陶兰泉、于右仁、白坚、北京图书馆及潢川吴乐、胶县柯乐、江夏黄氏、闽县陈氏所得。以白坚所收之品最为精致。残石现分藏洛阳博物馆、西安碑林及北京图书馆。

　　历代重刻极夥。 可考者如宋代胡宗愈之成都西楼本、洪适之会稽蓬莱阁本、石熙明之越州本，明代靖江王府本，清代如皋姜任修本、海盐张燕昌石鼓亭本、陕西申兆定关中碑林本等。

　　东汉熹平四年，议郎蔡邕和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鉴于当时儒家经籍辗转传抄，多生谬弊，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后汉书·蔡邕传》)，于是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至光和六年告成，历时凡九年。因始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书丹者除蔡邕之外，还有堂溪典等人。石经刻成之后，立于都城洛阳太学门外(今洛阳城南二十里洛水南岸的朱圪垱村)。四十六方经石，各高一丈许，广四尺，两面刻，骈罗相接，非常壮观。《后汉书·蔡邕传》云：“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见当时盛况。

　　自晋室南迁，洛都文物多被摧残。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太学经石以建寺塔，大致颓落(《魏书·冯熙传》)。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国子祭酒崔光曾议请修补未成(《魏书·崔光传》)。东魏武定四年(546)。自洛阳徙石于邺都(今河北大名县东北)，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隋书·经籍志》)。北周大象元年(579)。复由邺城迁洛阳(《周书·宣帝纪》)。隋开皇六年(586)，又自洛阳载至长安，其后，营造之司用做柱础(《隋书·刘焯传》、《隋书·经籍志》)。唐贞观初年，魏征始收聚之，已十不存一(《隋书·经籍志》)。后来连这些也不知去向。北宋时，曾在洛阳太学旧址出土过石经残片，但为数不多。直到近年，复络绎出土(洛阳最多，西安次之)，见于马衡《汉石经集存》者已有大小残石五百余枚。其中最大的一块是1925年洛阳出土的《周易》上段残石。两面刻，合四百九十余字。现藏上海博物馆。1929年于同地又出《周易》下段，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熹平石经》开魏隶之先，为著名汉隶之一。其书法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因系官方巨制，书丹者自当是如蔡邕一流的国手。试以《周易》经石为例，略作分析。其结体方正，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之匀称工稳，可谓无懈可击。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宏如宫殿庙堂。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观此可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当为的论。近年也有人讥其过于方整，而冠之以“馆阁派”。其实，它整饬而不板刻，静穆而有生气，和明清以来风行的拘谨呆滞的“馆阁”字，不可同日而语。惟其如此，《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至深且远。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了桥梁的作用。

　　日本京都大学藏有翁跋拓片。